项昊宇：韩国对华心态出现“战术调整”
近日，笔者时隔两个多月再赴首尔参加智库交流，对比最近两次访韩，明显感受到中韩关系的“水温”在上升，韩国社会的对华心态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记得3月份访韩时，天气乍暖还寒，中韩关系亦充满寒意。所到之处讨论的焦点除了紧张加剧的半岛局势，就是跌入低谷的中韩关系，双方观点分歧明显，甚至不乏激烈交锋。而这次笔者参加的中韩智库战略对话，汇聚来自两国20多家智库的50余名学者，也有韩方国会议员和前外交官与会。双方参会人员表现松弛，发言基调积极，讨论中也少了很多火药味。
这种变化显然得益于中韩关系的触底回升势头。近来中韩之间一系列高层交往是这种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韩国外长赵兑烈访华，到李强总理赴首尔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一轮中韩高层互动极大缓和了两国关系的政治气氛，再次印证了政治引领对于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说时隔4年零5个月再次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标志着三国合作“再出发”，那么李强总理此次赴韩也可以看作是中韩关系的一次“重启”。自从2016年“萨德”事件以来，中韩关系总体延续了较为僵冷低迷的状态。2022年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推行“亲美疏华”路线加剧了中韩关系紧张，双方一度陷入“政治不信——安全互疑——民意对立”的恶性循环。今年年初以来，随着朝韩对立加剧以及与中俄交恶的负面后果进一步显现等，韩国国内对于周边外交的反思不断升温。3月份笔者在首尔就感受到了韩国学界和政策界对于改善对华关系的迫切愿望。4月份韩国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大败，“朝小野大”局面增大了尹锡悦的执政压力。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尹锡悦政府外交“纠偏”提供了契机，改善对华关系已经成为首尔近期的一大“政绩”亮点。
这次智库对话的主题是“中韩探索新型战略合作”，“新”字贯穿讨论的始终。有韩国学者提出，面对半岛局势紧张、乌克兰危机和中东乱局延宕，加上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世界迎来“超不确定性时代”，东北亚和平稳定面临“新冷战”威胁，中韩关系需要“新思考”，中韩经贸合作亟需“新动力”。总结这次交流，双方的共识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中韩需要携手打破“新冷战范式”。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背景的韩方学者，都表达了对于东北亚愈演愈烈的“新冷战”风险的担忧，一致认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的恢复，对于打破阵营对抗趋势、防止“新冷战”成形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中韩需要找到新的关系定位。这次明显感受到韩国进步和保守阵营的对华立场有所靠拢，表现出稳定改善对华关系的一致诉求，此前对华态度强硬的保守派学者调门也明显软化。有韩方学者主张，面对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韩需要在大国竞争时代找准新的关系定位，建立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韩方希望中方理解韩国对于半岛问题的关切，体谅韩国身处中美夹缝中的“无奈”。中方则敦促韩方认清追随美国介入涉台、南海等问题的严重后果。
三是中韩需要挖掘经贸合作新动力。经贸合作依然是中韩关系的“压舱石”。面对美国对华经贸科技打压，韩国面临兼顾中美两大市场的两难选择。有韩方学者强调，韩国并非“唯美是从”，比如去年就曾说服美国在对华芯片出口管制上对韩采取豁免措施，今后韩方也会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最大限度争取“战略自主”，希望与中方建立对话合作机制以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韩方也期待通过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为两国合作拓展新的空间。
诚然，韩方对华态度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的彻底转向。韩国主办方的知名教授私下向笔者表示，尹锡悦政府“亲美保守”路线大概率不会动摇，对华示好只是内外压力下的权宜之计，系“战术调整”而非“战略变化”。尹锡悦政府剩余三年任期，韩国政治充满变数，韩国外交的摇摆也是内政斗争的延续。7月北约峰会在即，尹锡悦将连续第三年与会并出席第二次美日韩峰会，届时涉华如何表态，才是检验尹锡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诚意的试金石。
从社会层面来看，最近出口回升带动韩国经济有所起色，疫情后旅游业复苏给首尔增添了一定活力，明洞等热门商圈人潮如织，中国民众赴韩游也有所回暖。但韩国社会表面上的平稳有序难掩深层次的焦虑困顿。在韩期间，笔者手机上不断接到各种警报通知，半岛北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这个国家的敏感神经；包括首尔在内一些城市不时出现的抗议示威，也在提醒人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依然撕裂；而空前严峻的少子化危机，则让韩国民众在谈及未来时神情黯淡。
中韩之间本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相反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应对经济社会挑战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诉求。韩国对华政策表现出回归理性务实的趋势值得欢迎，但这种变化不应仅停留在“战术”层面，首尔唯有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方能保障中韩关系改善的进程行稳致远。（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