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人才红利”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要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新突破，围绕产业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挥市场优势牵引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产业科技创新的教育人才支撑，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此项“新突破”把教育、科技、人才一起并列，呈现出“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动力，科技平台是承载人才成长的沃土，人才是教育和科技革新的源泉”的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是实现“走在前列”总目标的“破冰点”。
“人口红利”下降和多重因素叠加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
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出现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对华“脱钩断链”以及国内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等“拦路虎”，对有“广东传统制造业基地”美誉，以及经济外向度较高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江门影响较大。2022年，江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5%，其中制造业利润下降19.2%。笔者分析，工业产品需要被消费市场接纳才能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述“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一是从工业产品角度来看，目前江门市的“四大支柱产业”和摩托车、造纸、印刷、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放在全国范围来看，显然已产能过剩，供过于求，行业内卷严重，而且涉华贸易壁垒还不时冲击我国过剩产能“走出去”的步伐；二是从消费市场角度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消费市场的主要力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约30%，较美国约50%和日本约90%要低，说明内需拉动消费潜力较弱，“人口红利”尚在于数量而不在于质量。双重叠加，导致过剩产能消化缓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有所增加。
实现创新人口的增量才能以新的“人才红利”撑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要守住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我们急需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来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数量型“人口红利”依赖路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然而，要实现人均GDP 1.2万美元到3万美元的跨越，不仅是投资的问题，假如投资到重复产能建设或相互“挖墙脚”招商引资，只会是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并无法有效做大蛋糕。现阶段，我们亟需大量吸收附加值高的技术优质资本，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和传统产业升级来完成高质量发展的重任。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讲，从事一切生产过程中，人是大前提，例如人工智能也是工具，生产是为人服务的。人的流动能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更多的人则愿意往生产要素高度集聚的地方集中。江门要担当全省新一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力军主战场，当下最稀缺的资源是人，而且是数量与质量上的“双重稀缺”，从而造成各类生产要素相对稀缺。中央提出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不应再依赖于人口数量增长的“人口红利”，而应促进人口的行为变化和技能提升，只有高质量“人才红利”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新”所指不仅是狭义的科技创新，还应包括广义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而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最终能够推动科技的进步，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些都离不开一批在各领域具有继承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创新型人才来担当实现“1310”具体部署的“破局之钥”。比如需要有创新胆魄的政治家敢于“亮剑”推动深化改革突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需要有创新精神的法学家推动立法创新赋能改革；需要有创新思维的教育家在教育“去产业化”后跳出旧框架回归育人本质；需要有创新意识的科技领军人才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等。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关于推动江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一是推动“工资倍增”计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江门最低工资标准为1720元/月，低于接壤的佛山、珠海、中山；人均可支配收入3.88万元/人，低于省平均线；恩格尔系数37.8%，高于省平均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于全省中游。过去我们常以用工成本低廉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以低工资水平吸引企业投资，却忽略考虑到以低收入人口为主的消费市场承载工业产品和房地产等高消费品的容量是不足的。由于人力资本价值较低，吸引的多是“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产能，给后续的“腾笼换鸟”和推动产业升级带来了较大压力。每年“招工难”除产城融合度较低原因外，收入水平是劳动者“用脚投票”的主要动因。《江门市推动重点企业倍增计划实施意见》印发后，21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入“倍增计划”重点企业培育库，主营收入大幅增长。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应考虑提高在江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剂”。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把提高劳动者工资作为“扩中”的关键，让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的大多数，让广大劳动者体面且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对培育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反哺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利好。
二是打造“人才开放”高地，抢占高附加值市场。人能带动激活生产要素。更多人才集聚产生的效能将极大赋能创新创意产业的发展。今年江门印发的有关打造人才高地的文件，频繁传递出要在引进人才层面营造开放格局的信号。作为中国侨都，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的“形成国际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地以及面向港澳居民和世界华侨华人的引资引智创业创新平台”使命任务，有立足联系海外6000万华侨的独特优势。华裔高端科技人才正成为世界科技舞台的重要力量。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每次大的危机之后往往伴随新的产业变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旧的产业逐步衰退，建立在新的科技创新基础上的新兴产业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繁荣的支柱产业。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下，金融资本和科技知识的全球流动受限，企业家和科学家成为低度流动性的稀缺资源，同时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市场空间，可以推动本土企业去占领填补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但这离不开“引资引智创业创新平台”凝聚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的助力。因此，建议我们在引才方面要实施“单边开放”，只要是非政治领域的社会领域都可以放开欢迎境外人才来跨境执业，通过加快人才资本积累，促进科技创新和工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向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
三是开掘“学术圈层”富矿，提升人才承载能力。“学术圈”泛指学术领域内的学者形成的环境、圈子，以及从事科研事业的人才的群体及其生态环境。“圈”内按学者所掌握的科研资源，所处的科研平台，争取的科研经费等进行分“层”。在一定程度上，“圈层”可以放大人才的价值，影响人才外显的能力。“圈”中也形成了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初出茅庐”的青年学人存在深度的利益交织。技工人才也如是。人才要谋求成长，就离不开他所处专业领域的生态。所以人才往哪个城市去，侧重点并不在于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明面上的工资待遇，更深层次在于这个城市有无能够接纳人才和推动人才成长的“圈”。最近发布的全球科研城市100强排名中，北京占据榜首，纽约、上海、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东京、南京、巴黎、广州紧随其后，占据榜单前十。榜单内的城市是“学阀”密集度较高的，也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投入。江门虽有较好的院校科研基础，但要进入榜单，与百强相比我们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但江门双碳实验室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突破，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共建，柔性引入一批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以“远程+实体”智库的运作模式，用市场化配置科研资源，与在江制造企业和本土院校实现“产学研城”无缝对接，使外来与本土的学术资源深度交融，再配以优美生活环境和良好社会服务，能够让引来之才产生驻留的意愿。建议我们可以复制江门双碳实验室的经验，围绕江门的“八大产业集群”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强化与榜单TOP10的城市学术联动，在不同产业领域设立针对性的新型智库，推动产业升级，塑造好承载创新人才的核心，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历经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守成不易，不进则退。我们仍处在改革深水区，“守正创新”不仅是全会的号召，更是寻求创新突破背后势必经历一路风雨，一路磨砺的实践探索。发展依靠人民，人才发展现代化框架下的高素质人口是创新和国力不可替代的基础变量，是达成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目标的支撑力量。位于湾区一隅的青春江门，下个十年，实现“蝶变”，还看今朝！
（作者：蔡俊彬，江门市社科联学术规划部部长；林命彬，江门市大湾区办创新协作科科长；罗亮，江门市社科联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