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极端天气频现,气候治理应形成系统观

近年来,全球的极端天气频发。4月以来,创纪录的热浪席卷东南亚,泰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印度新德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7.4℃,缅甸中部的一个省气温更是一度高达48.2℃。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而在国内,5月18日广西发生雨强破纪录的特大暴雨,钦州钦南龙门港整点1小时雨量达189.6毫米,广西的滑动60分钟雨量甚至超过了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无独有偶,地球另一边的意大利米兰受到170年以来的最大暴雨袭击,意大利北部地区近3个月降雨量已超过往年一整年。

此前,世界气象组织(WMO)在《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中指出,2023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海平面等方面的纪录相继被打破,热浪、洪水、干旱、野火让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1990年至2019年,全球与热浪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平均每年约为15.3万人。而另一项研究指出,2023年夏季北纬30度至90度之间陆地的气温已比过去2000年来最冷的夏季(公元536年)高出3.9℃。研究者预计,未来的气温可能会更加极端。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极为复杂。上至地球运行、太阳辐射,中到地壳位移、大气环流、洋流变化以及地震、火山喷发自然现象等,下至人类的生产活动等,都可能对地球表层的气候产生影响。当站在星际水平上尝试理解气候变化,会发现冰川的凝与融、海平面的升与降等,都是受一个更宏观的系统决定的,包括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内,有其自发运行的自然规律与发展趋势。有研究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约5100万年前达到约1600ppm的峰值,而WM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1400万年以来的新高,也“仅为”417.9±0.2 ppm。在地球自然与宇宙演化的进程中,人类的历史还算不上零头。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常常让我们忘记自己的渺小,忽略了自然因素对气候实质上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应对,把一切交给“天命”、顺其自然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把全球升温完全归结于碳排放是一种认知偏差,但从人类活动情况来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使下垫面(与大气下层直接接触的地球表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对地球表层的大规模改变和碳排放量增加,当积累到一定阶段、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后就可能导致地区气候极端化。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区气候系统间有着潜在关联,不可预见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大气环流异常、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野火突发等,可能既是气候平衡被打破的极端结果,也是下一场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诱因。再加上一些人类尚未摸清的因素以及在气候应对中的种种未尽之处,致使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酿成灾祸。

时至今日,气候问题早已从自然问题演变成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到中美气候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等国际机制,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温室气体领域。而在温室气体之外,国际气候合作也应增强系统意识,将眼光放远,提高对诸如地轴偏转、太阳磁暴、周期性小冰期变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等自然现象及其影响的关注度,从宏观、系统性的层面制定更全面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

而在社会建设层面,面对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影响,在持续推进气候行动的同时,各国也要积极研究极端天气及衍生灾害的发生规律与影响,着力打造绿色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符合“生态位”的智慧城市和秀美乡村,在农业生产、城镇升级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保持“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衡,提高社会应对的韧性。同时,各国也应不断加强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灾后恢复等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机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完善机制,让气候治理走上系统性的轨道。(作者是湖州师范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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