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336年前，“龙与百合花相遇”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的交流

“龙与百合花的相遇”。近日在故宫开幕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如此形容中法336年前的第一次相遇。龙是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标识，百合花是法国王室的标志。双方于1688年相遇——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到达北京，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正式开启中法宫廷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今年是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要项目，该展览以中法两国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通过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约200件文物精品，展现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

展览共分三个单元：“龙与百合花的相遇”“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展出的文物成为了解这一时期中法关系和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例如，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赠送给康熙的礼物，为两位帝王之间交往的重要物证；青花加彩描金纹章瓷一套——这套餐具为18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为路易十五定制，上有法国王室纹章，是凡尔赛宫廷使用的首套中国产瓷质餐具；故宫博物院藏绘图仪器——为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将法国制和清宫自制仪器组合配套而成。“国王数学家”来华后，很多法国人长期在中国服务，他们对清代宫廷在艺术、医学、地图编绘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张妮）

南怀仁的书信送到巴黎之后

1681年夏，一封在北京印刷的拉丁文书信送达法国巴黎。此信出自大清钦天监监正、耶稣会士南怀仁之手，其印刷本被发往欧洲各地的耶稣会。在信中，南怀仁描述了康熙对天文学的热情，并鼓励各国派遣精通天文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时任巴黎天文台总监的让-多米尼克·卡西尼认为，这是帮助法国了解中国地理信息的绝佳机会。为此，他联络了巴黎耶稣会学府克莱蒙学院（现路易大帝中学）的洪若翰神父筹划赴华事宜。

然而前往中国并非易事，当时通往中国的航路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所把持，法国耶稣会士希望得到法国王室尤其是路易十四国王本人的支持，所幸这个机会很快到来。1684年9月，一队暹罗使团来到凡尔赛宫，带来了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以及中国风金银器。这些艺术品很快在法国宫廷掀起“中国热”，而这一风潮的影响随着沈福宗神父的到来进一步扩大。

沈福宗，南京人，他是当时少有的精通拉丁语的中国神父。17世纪80年代，他随其他耶稣会士前往欧洲，受到路易十四的接见。沈福宗向法王献上了拉丁文版的四书，并用拉丁语回答了国王关于中国的问题。法王为沈福宗举行了一场宫廷宴会，还向沈福宗请教如何使用筷子。

此后，沈福宗成为诸多法国贵族争相交往的对象。他结识了主管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卢福瓦侯爵，在与沈福宗详谈后，卢福瓦向路易十四呈上洪若翰神父的赴华计划。国王此时正痴迷于中华文化，欣然允诺由王室出资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洪若翰召集了五位同仁，其中有巴黎神学院的学生白晋、刘应和塔夏尔，还有法国数学家张诚、李明。路易十四封他们为“国王数学家”，派他们出使大清。

1688年，使团成员抵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白晋和张诚更是被选为数学老师留在康熙身边。1693年，康熙派白晋携带40卷中国古籍以及诸多礼品回访法国。路易十四并没有把精美的官窑瓷器锁于深宫内院，他与王室贵胄和宿将名臣分享，这一慷慨之举再次在法国掀起对中国审美尤其是中国瓷器的追捧之风。

当时中国原产瓷器在法国市场上价值连城，资金有限的小贵族们只能购买欧洲生产的仿制品。然而当时欧洲人并没有掌握制造中国瓷器的奥秘，普通人几乎一眼就能分辨出仿制瓷与原产瓷。到了路易十四执政末期，购买中国瓷器的开销逐渐让法国宫廷感到吃力，学习制造中国瓷器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国家课题。也正是在此时，一名驻扎在景德镇的法国耶稣会士传回两份至关重要的报告。

殷宏绪出生于法国如今的陶瓷之都利摩日，1698年前往中国传教，学习汉语之后被派往景德镇。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人都认为中国人在制造瓷器时使用了“魔法”和某种特殊的海贝粉，才让瓷器拥有透彻、轻盈且精细的质感。通过在景德镇长期观察，殷宏绪终于获悉了“高岭土”这一陶瓷制造的核心原料。他将中国瓷器的制造工艺和流程以报告的形式传回法国，报告在法国整理出版后，法国的制瓷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法国王室在1740年出资设立了王室瓷器制造厂，即日后的塞夫尔国家制造厂。

虽然法国人成功掌握了部分瓷器烧制的技术，但对一些特殊颜色瓷器的制造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法国人从18世纪初开始试图制造中国青瓷，可直到19世纪末，塞夫尔制造厂生产的青瓷仍然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色泽和品质。青瓷与郎窑红、玲珑瓷等一道成为法国工匠们参不透的中国秘密。（本文作者是法国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刘清源）

画珐琅工艺，一场奇妙旅行

法国使团抵达北京后，白晋和张诚很快学会了满语，并开始为康熙讲授数学。康熙帝对于西方的学问涉猎广泛，除了数学和天文学，他对西方博物学和医学也十分感兴趣。

有一次，康熙在上课时感到身体不适，不得不中断课程，之后他命两位法国教士针对他所患的疾病写文章供他参考。康熙很快被文章中提到的化学制剂治疗方案吸引，他批准两人在宫内设立化学实验室试制西药，他本人多次前往观看制药过程。

在诸多西方科学中，康熙最为热爱的还是数学，且其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浓烈。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在畅春园成立“蒙养斋算学馆”。这是康熙按照法国皇家科学院规制设立的科研机构，该馆以数学研究为中心，同时涉及其他领域的科学实验。

通过多年对西方仪器的学习、修理和仿制，康熙组建起了一个成熟的地理测绘团队。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算学馆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较为精确的中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采用当时先进的经纬网和梯形投影技术，准确描绘了从辽东至海南，从甘肃到台湾等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

除了科学之外，康熙皇帝对西方的工艺技术也是博采众长。早在平定三藩和澎湖海战期间，他就命南怀仁督造各类西式火炮舰船。到了和平时期，他更是虚心引进西方擅长的美术工艺，画珐琅工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珐琅彩铜瓶曾是“国王数学家”们献给康熙的国礼。康熙被珐琅器独特的异域情调所吸引，希望在官窑瓷器上尝试应用画珐琅工艺。他在宫内造办处设立“珐琅作”，试验烧制珐琅彩瓷器。

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传统瓷器不同，它需要专门的窑温和工序，因此它也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景德镇烧好的素胎先被运入宫中，再由宫廷画师用进口珐琅料进行绘制，最后由专门的工匠在宫中珐琅作烧制完工。有趣的是，这种“庶民弗得一窥”的奢华御用瓷器后来跟随法国使节回到了凡尔赛宫，不出意外地再次引起了一波流行浪潮。（刘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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